当前位置: 首页 > 法院新闻 > 法院动态
试论少年审判“三审合一”模式
分享到:
作者:朱 永  发布时间:2015-05-25 09:12:28 打印 字号: | |
  所谓少年审判“三审合一”就是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18个中级法院为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单位,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全部纳入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受案范围,确立了少年审判的综合模式。由于少年审判的特殊属性,普通的审判模式难以全面、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少年审判模式非刑事化、独立化、社会化已经成为世界少年审判模式改革的趋势。最高法院遂开始了少年审判改革,确立了少年审判“三审合一”的综合模式。但在少年司法实践中,“三审合一”模式尚是“貌合神离”,远远未发挥少年审判的保护功能。

  从少年审判组织改革的历史进程看,少年审判模式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少年审判的历史变迁

1、“自上而下”的少年法庭运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地方法院的司法实践引发了我国少年审判领域一场声势浩大的“少年法庭运动”。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大胆创新,打破固有模式,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标志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随后,全国各地法院相继效仿并不断突破,设计了不同的模式,进行少年审判组织改革,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少年审判组织,使少年审判逐渐从成人审判中分离出来,由此拉开了少年审判独立化的序幕。

2、“三审合一”模式的初步尝试

  1991年8月,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法院突破了少年法庭纯刑事性的特点,把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经济案件均纳入了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这是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即少年审判“三审合一”模式的初步尝试。随后,全国一些法院纷纷实践,到1994年底,仅三年的时间,全国已经设立少年综合审判庭249个,掀起了少年审判独立化的高潮。这次初步尝试被学术界和司法界称为是“突破最大”的少年审判模式改革,少年审判独立化程度更高,实现了涉及未成年人民事、刑事、行政等案件审判与成年人案件审判的最大程度的分离。

3、少年审判的“内部分裂”

  由这场“少年法庭运动”带来的少年审判组织多样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并未得到广泛认同,而是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于少年法庭规范化议题的关注。对传统少年审判模式突破最大的“三审合一”模式,因其是一种地方性尝试,配套机制尚不健全,同时又受制于各地法院审判力量和案件数量的差别,导致各地法院“三审合一”审判模式受案范围不尽统一,被认为是“已经影响到法院内部的审判工作秩序和少年法庭今后的发展”,成了少年法庭规范化的重点。同时,曾经积极推行“三审合一”模式改革的法院,如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又重新回到单一的少年刑事审判模式。面对来自理论界的质疑和司法实践的回退,在此后的近十年内,关于少年审判“三审合一”模式的探索几乎停滞。

4、“自上而下”的综合模式改革

  少年法庭的改革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少年综合审判庭改革停滞的同时,少年刑事审判庭等其他形式的少年法庭也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窘境。对内,面临着案源不足、队伍不稳定等“生存压力”;对外,来自理论界的批判此起彼伏。批判者认为目前的少年审判模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过于狭隘,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和治安行政、教育行政等行政案件都应纳入少年法庭进行审理。

  面对困境和批判,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回应。2005年10月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将“完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组织机构”作为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的重要目标。由此,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再次进入司法界和学术界的视野。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了“全国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18个中级法院为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单位。此次试点改革被称为是“自1984年以来少年司法领域的首次最重要和最大规模‘自上而下’的改革“,标志着少年审判“三审合一”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正式确立。

二、“三审合一“模式在实践中的困惑

  “三审合一”模式改革在推定我国少年司法保护制度进步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三审合一”模式改革在实践运行中也遭遇了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

1、模式运行缺乏机构保障

  由于我国地区差异,未成年人案件分布不均衡,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保持多种模式并存,实行多元化发展”的少年审判模式格局。正是在这种少年审判模式多元化观念的推行下,全国各地法院少年审判模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有的法院设立了少年综合审判庭,有的法院设立的少年法庭,专审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有的设立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有的指定专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还有的法院依据国家对妇女、儿童并列保护的宪法原则,设立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将女性犯罪和女性为受害人的案件与未成年人案件一并受理管辖。

  由于少年审判机构设置不统一,“三审合一”审判模式仅仅在基层法院层面运行,相对应的中级法院仍实行“三审分立”,导致案件归口不统一,上下级法院关系难理顺,容易形成审判管理、业务指导、培训学习上的真空地带,有关未成年人的帮教、矫正等延伸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三审合一”综合效能未充分发挥。

2、受案范围缺乏逻辑界定

在“三审合一”模式试行过程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少年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的规定和“各试点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力量和案件数量情况,自行决定少年审判受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各地法院忽视未成年人案件的基本特点,生搬硬套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导致出现了各地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标准不统一,缺乏内在逻辑性,使少年综合审判庭与刑事庭、民事庭、行政庭等部门受案范围重叠、交叉,甚至产生了法院内部争夺案源的现象。

3、模式运行缺乏程序保障

  目前,由于少年审判资源紧缺,多数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均是运用一套庭审模式、审判组织审理涉及三种不同诉讼的未成年人案件。但是,从诉讼理论的角度,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其诉讼规律、运作原则、法律原则和价值取向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案件的审理期限、证明标准等具体规则上也存在诸多差异。以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程序和民事审判程序为例,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未成年人的利益容易被忽视,大多数未成年人均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和出庭,因此,目前各地法院均在强化征求未成年人意见的法定程序、法官的释明义务和调查取证职能等程序上下功夫,强调对未成年人合法利益最大限度的保护。而在刑事审判程序中,新刑诉法则强化的是庭前的社会调查、庭审教育等程序,以避免诉讼对未成年人造成“第二次伤害”,并帮助其悔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因此,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的侧重点不同,适用的庭审模式、审判组织也理所应当不同。

  在现行“三审合一”模式中,将不同渊源、理念和性质的诉讼制度在同一空间内的聚合适用,不但不利于诉讼目的和诉讼价值的实现,而且对审判人员乃至审判辅助人员的综合专业素质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和机制保障,让曾经常年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人员,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不仅比单纯审理刑事案件要额外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很可能使审理未成年人的民事司法理念和行政司法理念,被刑事司法理念同化,造成对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尺度的偏离。

此外,“三审合一”模式尚处于区域性实施的探索阶段,各地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尤其是我国少年立法起步较晚和司法制度不完善,随后出台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大多集中在刑事范畴,有关“三审合一”模式的组织机构、审判程序、人员配置、职责范围等一系列保障模式顺畅运行的规则,难以找到直接的法律依据。这些立法的缺位和配套运行规则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三审合一”模式优势的发挥。

三、对我国少年审判功能的再认识

  按照少年司法模式为标准进行划分,少年审判具有两种基本功能,即保护功能和惩罚功能。那么,少年审判的首要功能是什么呢?

(一)、少年审判的基本功能及理论基础

  1、少年审判的保护功能。关于保护功能的涵义,有学者有个比较形象的法:  “对少年违法者进行审判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而不是惩罚他们,社会应该将少年违法者看做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罪犯。”专业的解释是指通过设计符合未成年人案件特征的保护性审判程序,积极寻找教育切入点,减少诉讼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西方少年司法制度中少年审判的保护功能的理论基础是起源于英美的国家亲权传统,即“国家是所有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在“国家亲权”观念的指导下,法院不再是一般审判中的“不告不理,居中裁判”的利益无涉者,而是将对未成年人管理、监督、教育、惩治和矫正等方面的权力视为国家应尽的义务。在我国,儒家文化中的恤幼思想,主张国家、社会、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西方的“国家亲权”理论异曲同工,实为少年审判保护功能之理论基础。

  2、少年审判的惩罚功能。少年审判的惩罚功能,是指少年审判具有使少年犯正确认知其不法行为后果,并给予少年犯正当刑事惩罚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少年犯罪持续高涨,少年重复犯罪率极高,少年审判的保护功能开始受到质疑。以美国学者戴维、威尔逊等为代表,提出了“如果我们无法依靠改善和教育,我们至少可以在实践中做到公平、合理、人道和和谐”。在这样的理念导向下,适用于成人司法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制度开始引入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审判也承担着属于司法性质的司法惩罚功能,强调对社会的安全及受害人的保护与补偿。

惩罚功能的理论基础是报应性司法在审判阶段的具体表现,在对少年犯的惩罚问题上,报应性司法关注的是对犯罪的惩罚,主张限制少年司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恢复定期刑,强调惩罚的比例性,处罚程序的公正性等。

  3、少年审判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十九世纪美国伊利诺斯州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时,就遇到了少年审判制度的“本身难题”,即如何处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保护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个“本身难题”也是关系到如何处理少年审判的保护功能与惩罚功能的关系问题。面对这个“本身难题”的处理上,少年审判的功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总的趋势是从最初的强调发挥少年审判的保护功能,逐渐转变为强调少年审判的惩罚功能,使少年儿童 接受惩罚,再到强调少年审判功能的保护与惩罚并重。

  虽然从理论上讲,少年审判的保护功能和惩罚功能是有区别且相互独立的两种基本功能,但是随着社会对少年审判的司法需求的变化,少年审判的两种功能不可能完全割裂,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并按照少年审判理论的选择各有侧重。

(二)、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功能定位

  少年审判模式是否恰当,取决于其自身功能的发挥是否充分。但从“三审合一”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的弊端和所面临的困境分析,模式运行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法院的模式试行背离了模式改革的初衷,未正确定位“三审合一“模式的功能,导致功利短视行为盛行。在少年综合审判庭试点的试行过程中,多数法院并没有考虑 “三审合一”模式对审判程序、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审判延伸工作方面的特殊要求,仅仅是为了稳定案源和增设机构,纷纷申请成立少年综合审判庭,采取“三审合一”模式,导致少年综合审判庭模式最终沦为部分法院稳定编制和扩充案源的手段,忽视了少年审判基本功能的发挥。

因此,应当对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功能进行合理定位,一是在处理少年审判的基本功能关系上,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应坚持综合模式改革的初衷,强调国家、社会对未成年人的责任,侧重于少年审判保护功能的发挥,实现少年审判从消极审判到积极预防的转变。二是少年审判综合模式保护功能的发挥应当是有界限的。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保护功能为主,惩罚功能为辅,合理界定少年审判的保护范围,适当拓展少年审判工作的延伸功能,不能片面强调审判延伸工作的效果,而越俎代庖以司法机关的身份行使行政机关的职权。

四、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优化建构

如何确保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优化建构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呢?

(一)、少年审判理念的选择

  少年审判理念反映的是少年审判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它对少年审判制度改革进入制度变迁的良性循环轨道起着关键作用。由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都是直接孕育于普通的刑事司法,必然要实现保护社会这一刑事政策的目的。因此,我国少年审判目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新刑事诉讼法就是最好的证明。该法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少年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将重点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少年审判主导理念是坚持“双向保护原则”的前提下以保护理念为主。因此,优化建构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应当选择这种理念作为制度变迁的价值取向。

(二)、少年审判综合模式运行规则的完善

  我们应当维持现有的分散立法模式,确立少年审判的“正式规则”。一是应当修正目前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程序。新刑事诉讼法为未成年人设置了独立程序,民事诉讼法应当参考做法,为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设置独立程序,为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运行提供程序保障。二是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少年法庭的组织形式、地位、人员配置等内容,为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具体运作进行详细的规范,特别是受案范围进行界定。同时,可与行政部门、社区等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文件,明确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等部门在教育回访、社区矫正等延伸工作的职责范围,优化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外部协作环境。

(三)、少年综合模式的改进

  要改变“试点先行”造成的上下级法院审判模式不统一、案件归口不统一、运行失范等混乱状态,实现“由下至上”型推动到“从上至下”型推动的转变,应当对少年综合模式进行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它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即应当改变目前少年审判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减轻“三审合一”模式的负担,实现模式的“双赢效果”。

  1、统一机构设置。中级法院处于地方三级法院中承上启下的地位,加强中级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建设,关系到整个法院系统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建设的全局。为达到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运行效果的最佳状态,应当调整现有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方式。在中级法院辖区内,统一未成年人审判机构,充分发挥中级法院在少年法庭工作中的中坚作用,以中级法院的试点改革带动辖区内基层法院的试点改革。具体来说,中级法院设立少年综合审判庭,辖区内凡是符合条件设立少年法庭的基层法院必须设立少年综合审判庭,实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两个层面的机构统一。这样不仅有利于理顺上下级法院在案件归属、业务指导、移送衔接等方面的关系,也有利于帮教、回访等延伸工作的承接转移。

  2、调整受案范围。我国少年审判综合模式改革,“跳跃式”地扩充了受案范围,导致少年综合审判功能的弱化,被批判是“法院内部案件管辖的调整罢了”。当务之急应围绕“预防、控制少年犯罪”和“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界定宽窄适度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应当将目前的“三审合一”向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民事案件的“而审合一”转变。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将涉未成年人行政案件排除在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受案范围之外,符合当前行政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和涉未成年人行政案件的特点。从行政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分析,它强调的是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从全国各地审结的涉及未成年人行政案件分析,主要涉及两类案件,即涉及未成年人治安管理处罚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案件。以涉及未成年人治安管理处罚案件为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违法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法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因此,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人的保护,已经是行政法律法规的题中之义。同时,未成年人行政案件数量极少,将未成年人行政案件排除在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受案范围之外,有利于将有限的审判资源集中在少年刑事、民事审判和帮教、回访等延伸工作上,有利于充分发挥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保护功能。

  第二,少年审判综合模式民事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应当将涉及未成年人婚姻、家庭纠纷、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权等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和身心健康等案件纳入受案范围。从民法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分析,民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坚持对民事主体的平等保护,强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因此,民事审判应坚持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一般不强调对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保护。但是,因婚姻的变故、家庭的纠纷,与未成年人的成长及利益息息相关,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与婚姻、家庭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部分法院2009年至2011年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其中因婚姻、家庭原因引起的,均占80%以上。因此,可以将涉及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纠纷纳入受案范围。具体来说,应该将抚养权纠纷、监护权纠纷、探视权纠纷、亲子关系确认纠纷、收养关系纠纷等纳入受案范围,并将包含财产权成分相对较多的继承权纠纷排除在外,以充分发挥少年审判在未成年人身份权方面的保护功能。此外,对于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等其他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等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案件,也可以纳入民事受案范围,以充分发挥少年审判在未成年人人身权方面的保护功能。

第三,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包括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均纳入刑事受案范围。从刑法立法目的分析,虽然刑法侧重的是打击犯罪以保护社会。但是,少年刑事司法应当延续“恤幼的司法传统”,强调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这既包括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挽救改造,也包括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的主要保护对象是双重主体,且刑事案件应当成为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审理重点。

  3、独特程序设计。从法学视角分析,少年犯罪是一种无视法律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问题,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教育、监管的缺失和社会上各种消极因素、不良刺激、恶劣环境等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应当对少年犯罪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在设计保障少年审判模式有效运行的程序时,应当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全面保护未成年人。

  第一,在刑事审判程序方面,设置兼职少年审判帮教员。案件宣判后的延伸工作,是体现和巩固少年审判效果的重要阶段。少年审判法官继续承担审判延伸工作,导致法官与教育者或监督者身份的竞合,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存在心里上的压迫感。因此,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设置兼职帮教员,共同对未成年犯进行帮教、矫正。可以从学校、教育部门、社区组织、社会志愿者等中选任具有法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和丰富社会经验且热爱未成年人事业的人员,负责开展回访帮教、社会矫正等延伸工作。少年审判法官对兼职帮教员的帮教工作负责指导。这样一来,法院则从延伸工作中的“主角”退位为“配角”,可以改变目前法院因“案多人少”无力独自承担帮教、回访等延伸工作的局面。

  第二,在民事审判程序方面,将调解程序设置为审理未成年人民事纠纷的前置程序。少年审判综合模式受案范围主要涉及未成年人婚姻、家庭、侵权等纠纷,为了减少诉讼对未成年人的伤害,相对于较为严肃的庭审氛围来说,调解更适用于化解此类民事纠纷,将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纠纷化解在庭审外。同时,因女性法官具有缜密、细致、耐心的特点,易于发现家庭、婚姻等纠纷中的细微问题,容易找到案件调解的突破口。因此,应当以女性法官主导调解工作,同时充分发挥街道、司法所、村委会、调解委员会等主体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维护家庭关系的确定,消除当事人之间的隔阂,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是以少年审判制度改革为先导,促进和带动少年的侦查、检察、辩护、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少年审判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希望通过建构符合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审判模式,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人民司法》2001年第12期:林常茵《对我国少年审判机构的回顾与前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3期:《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会议纪要》

3、《法学》2007年第12期:姚建龙《评最高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庭试点改革》

4、《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6期:周道鸾《中国少年法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苏、沪少年法庭制度调查报告》

5、沈德咏2006年2月9日在全国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和完善》

6、赵国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探究》

7、储魁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

8、徐建主:《青少年法学新视野(下)》

9、宋英辉:《专家解读新刑诉法:特别程序彰显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

10、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11、沈德咏2006年7月24日在全国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人民司法》2010年第1期:秦明华、王列宾《少年法庭运作机制的完善》

13、肖扬:《(少年*和谐社会的希望)序》
来源:双峰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梁成文
娄星区法院 涟源市法院 冷水江市法院 新化县法院 双峰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