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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未必入刑”的批判与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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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卫华  发布时间:2014-11-06 08:35:55 打印 字号: | |
摘要:“醉驾入刑”以来,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明显。然而,在全国人们普遍感受到“醉驾入刑”给人们出行带来实益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以刑法第13条“但书”为基础,主张“醉驾未必入刑”,造成了“醉驾入刑”司法实践的混乱。事实上,“但书”并不能为“醉酒”出罪提供理论依据,“醉驾未必入刑”的主张,不但是对文意解释的公然违背,而且其思维逻辑也存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主张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不相符合。 关键词:“醉驾入刑” “醉驾未必入刑” “但书” 文意解释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字面意义来看,所谓“醉驾”就是指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相比规定在同一条文中的“飙车”行为,在入罪门槛上,“醉驾”并不要求“情节恶劣”,这表明立法者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或者醉驾行为的特殊性考虑,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归类为刑法理论上所定义的抽象危险犯。因此,醉驾行为只要符合刑法条文规定的客观要件,且不违背关于醉驾入刑的基本目的,就能被确定为犯罪,并没有情节方面的特殊要求,这表明刑法对当前醉驾事件频发、人们安全出行严重受到威胁的高度关注;也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与时俱进,重点打击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犯罪行为的政策导向。其中,醉酒的标准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GB19522一2010)确定,即,只要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就构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的”行为。 “醉驾入刑”的上述规定,自发布之日起,随即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不应对醉酒驾驶一律入罪处罚。这一言论,不但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质疑,同时也导致了“醉驾”刑事司法的混乱,更重要的是这一具有准司法解释意义的言论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本文以“醉驾入刑”的司法现状为视角展开论述,认为刑事司法,应该尊重和忠于刑法条文,更不能无视刑事立法目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应该综合运用各种解释理论,以保障刑法目的的实现为基本目标,进而维护刑法的尊严和刑事法治的根基。 一、“醉驾入刑”与“醉驾未必入刑”的纷争 就在社会普遍感受到国家严厉打击醉驾行为,对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持零容忍态度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醉驾未必入刑”的言论,势必会降低人们对国家严惩“醉驾”行为的预期。“醉驾未必入刑”言论一出,立刻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各有市场。 认为“醉驾未必入刑”的论者认为,刑法分则的适用要受刑法总则的原则性约束,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下,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不作为犯罪处理。认为法院在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 转引自秦前红,黄明涛:《宪政秩序下的刑法解释与司法裁量——“醉驾入刑”的法解释纷争及反思》,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21期,第6页。]而根据社会经验法则,在“情节显著轻微”、“情节一般”和“情节恶劣”三个层次中,“情节一般”作为中间层次所占的比例通常会比较大。司法机关应当将大量醉驾行为入刑,只有少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依法才不入刑。[ 赵秉志,袁彬:《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8期,第17页。]概括起来,持“醉驾未必入刑”的论者,多半将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作为其论证的依据。 对“醉驾未必入刑”持反对意见的观点,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如下理由:其一,如果不坚持以文意解释为基础,而通过其他途径寻找自认为能够自洽的解释结论,是对刑法罪行法定基本原则的公然违背。其二,根据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最高司法机关只能对司法实践中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做出说明,司法解释只能对具体案件或者某类型案件适用,没有普遍的约束力;而立法解释却不同,立法解释是针对法律条文本身的一种解释,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在(1)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制定法律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具有普遍约束力。对于“醉驾”是否必然入罪的问题而言,目前,因为没有出现新的情况,也没有必要对法律的含义进一步的明确(对于是否“醉驾”以80mg/100ml为准),尚不存在立法解释的必要;对于司法解释来说,其解释合理性能够证成的基础,也只能是文理解释,脱离文理解释空间的任何解释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对“醉驾入刑”的解释也是如此;对于司法适用(司法裁量)来说,也必须在刑法条文含义可以涵摄的范围内做出判决,法官的“适用性刑法解释”[ 牛克乾:《反思我国刑法解释的范畴及其体系——以刑法解释的效力层级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3期。],必然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为基础,不能仅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评判“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是否应该定罪处罚。其三,刑法第13条“但书”没有出罪功能,刑法第13条是关于犯罪概念的阐述,对刑法第13条的合理解释只能是:第13条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行为,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违法行为,本法认为不是犯罪,没有在规定刑法分则中。 最高人民法院权威人士通过全国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方式表态,“醉驾”不宜一律入罪,认定某一“醉驾”行为是否为犯罪,还要考虑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尽管这一言论不是正式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势必会对全国的“醉驾”审判工作产生影响,具有类似于司法解释的作用,因此,本文称其为“准司法解释”;然而,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则声音高度一致,公安部主张对“醉驾”一律予以刑事立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则认为凡是“醉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要一律起诉。这样一种情况必然会对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不同法院基于不同的理解,对“醉驾入刑”案件的处理也往往留有后路,尽管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醉驾”行为一般都认为是犯罪,但是在刑罚的选择上却作法各异。例如,江苏省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7日查处醉酒驾驶案件3512起,法院已判决2512起,其中判处实刑2416起,判处实刑比例为96.18%,判处缓刑的不足4%;而广州市两级法院同期对877起醉酒驾驶案件进行处理时,判处缓刑的比例则高达四成;在安徽某地法院判决的 25 起醉驾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比例为 100%。导致上述数据过于悬殊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理论与实务对“醉驾”入罪的认识分歧,特别是对“醉驾”是否应当一律入罪、可否根据“但书”出罪以及定罪量刑标准的认识分歧,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梁根林:《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醉驾”入刑后的定罪困扰与省思》,载《法学》2013年第3期,第53页。] 二、“醉驾未必入刑”主张的批判 如上,不但学术研究对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醉驾刑危险驾驶罪理解不一,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张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公安部的作法也不一致。本文认为,出现这一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正确的理解刑法解释和司法适用的关系,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功能被过分的夸大——给法官过宽的刑事裁量空间;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忽略了事实评价与规范评价应有的差异,符合事实评价的行为未必作为犯罪处理,但是不符合事实评价的行为则一定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符合事实评价的行为还需要与法益保护的刑法目的相结合,也就是说,行为要被认定为犯罪不但要符合事实评价,而且要符合规范评价。其实,正如有学者所言“醉驾”可以出罪,但无需适用“但书”[ 参见曲新久:《醉驾不一律入罪无需依赖于“但书”的适用》,载《法学》2011年第7期。],本文持更为鲜明的观点,认为“醉驾”是否入刑根本无需适用“但书”,而且也不能适用,“醉驾”是否入罪通过立法目的的筛选则足以,也就是看“醉驾”行为是否属于刑法分则需要打击的行为。据此,本文先简短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入刑”的主张。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的“准司法解释”合理性难以证成。司法解释本是对司法使用中某个具体问题做出的说明,其效力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对于“醉驾”问题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却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其规定“醉驾”不宜一律入刑,而要结合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这无疑是给整个醉酒型危险驾驶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而且是定罪如否的标准,而不是在某种行为已是犯罪的情况下刑罚适用的标准。这一作法同样也有违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问题的这一主张能被认可,那么,无疑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理解:刑法分则只是对某类型行为是否为犯罪确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具体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有赖于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显然是不能被广泛认可的,如果这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法院就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制定主体,这种同一主体既立法主体,又司法主体的现象是与现代法治分权理念明显背道而驰的。司法解释只是对法律规定中具体问题的说明,而不能为法律规定一个是否能发生作用的阀门。对于“醉驾”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最多也就是对哪一类型的犯罪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在刑法已有规定的刑罚幅度内选取何种刑罚,或者认定何种行为属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法第13条关于刑法概念的规定,解释“醉驾”不宜一律入罪,是犯了用属概念解释种概念的逻辑错误,其实质是对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违背。刑法第13条是关于何为犯罪的总则性规定,而刑法分则关于每个具体罪名的规定则是对刑法总则第13条的一种具体化,可以说刑法分则是对刑法总则第13条的解说,又怎么能够用关于犯罪概念的第13条去解说刑法分则呢?果真如此,那么,刑法分则关于某个罪名的规定都可以通过循环解释,而包罗万象。按照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只要行为符合刑法条文的规定,也与刑法分则本条的立法目的不违背,则可以认定为犯罪定罪处罚,而没有要求,某种行为要通过刑法第13条规定的筛选才能作为犯罪定罪处罚,当真如此,恐怕我国刑法应该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不得与刑法第13条‘但书’相违背”的基本原则了。其他关于刑法第13条没有出罪功能的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问题的这一“准司法解释”,不但公然违背刑法解释中的顺位规则,而且对法律的体系解释也存在误解。刑法第133条之一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从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来说,体现在对“道路”、“醉酒”和“机动车辆”三个关键词的理解上,而对于“道路”、“机动车辆”的理解已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早予以规定,在没有新情况出现的背景下,直接引用先前的司法解释即可。所以,对于“醉驾入刑”的理解关键,应该定位于“醉酒”。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张其实质也是以对“醉酒”的理解为基础的,其认为对于“醉驾”是否被确定为犯罪:“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能够明确何为“醉酒”驾驶的基础上,不通过限缩解释来排除某些“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而是通过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把决定是否为犯罪的权利转交给人民法院,这是对刑法解释中文意解释的规则的公然违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没有认识到“醉驾”一词中暗含的罪量因素。立法为什么没有将“酒后驾驶”而是将“醉酒驾驶”规定为犯罪?应该是我们对“醉驾入刑”问题进行解释首先应该要考虑的问题,“醉酒”一词本身就暗含着罪量的因素,“醉酒”驾驶相对于“酒后”驾驶其对交通安全造成危险的可能性更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醉酒”一词本身就能够表明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就不可能适用“情节显著轻微”,如此,纵然承认刑法第13条“但书”有出罪功能,又何以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呢?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张中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求对“醉驾”的认定“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然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则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的规定高度的保持一致,试问一下,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中如何认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呢?本文认为,无论怎样从体系上去衔接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都无法推论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未必入刑”的主张,也与刑法确立危险型驾驶罪的立法目的存在冲突。《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入罪”没有情节的要求,表现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目的就是要严厉打击“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能用情节来对醉驾行为出入罪,这一点从立法过程来看尤为清晰。《刑法修正案(八)》一审稿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这一规定中,按照“……的”在刑法中对罪状划分的标准来说,“情节恶劣”的规定只适用于“飙车”行为,但是这样一种表述方式会对没有接受过专业刑法学习的读者带来一定的理解上的困难,容易产生误解。于是,二审稿调整了本条文的语言结构,把“追逐竞驶”放在了前面,“情节恶劣”也随之调换,最终确定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立法过程中一直还有意见主张醉驾也需要“情节恶劣”的限制,但是,“如果再增加规定‘情节严重’等限制条件,具体执行中难以把握,也不利于控制和预防这类犯罪,建议维持草案的规定,立法采纳了这个建议。”[ 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二)》,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4期。]如此,则能明确得知,立法目的排斥对“醉驾入刑”增加犯罪情节的规定,表明对醉驾行为的零容忍决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也不能,再为“醉驾”行为入罪增加犯罪情节的规定,如若不然,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醉驾”行为的处理,需要结合刑法第13条的规定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定,没有必要一律定罪处罚的主张,在解释权限、解释逻辑和解释方法上都存在问题,而且这一主张也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相背离。但是需要说明的问题是“醉驾”确实不会一律入刑,因为符合事实评价的行为,并不必然也符合规范评价,那么,“醉驾”行为则也可能因为不符合规范评价而不作为犯罪处理。 三、“醉驾未必入刑”的反正 “醉驾入刑”引发广泛的争议,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刑法将没有造成任何实害结果的“醉驾”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侵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醉驾入刑”表明一种扩大犯罪圈——刑法过分介入生活的一种倾向。因此认为,“醉驾”不能一律入刑,其理由或多或少都指向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然而,本文已经通过分析,得出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无法为“醉驾”出罪提供正当的理由。但是,这并不代表本文也认为“醉驾”行为应当一律入罪,并且认为规范评价与事实评价的辩证关系,能为“醉驾未必入刑”提供最好的理论支持。 一行为能被认定为犯罪,既要符合刑法分则的规定,同时也要符合刑法规范的目的。符合刑法分则关于行为事实的认定,但不符合刑法规范目的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比如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行为不能被当做犯罪处理;同样,符合行为规范目的,但是不符合刑法分则关于行为事实的规定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比如对一般的酒后驾驶适用刑法规制,符合刑法打击最后驾驶行为的目的,但是不符合刑法分则第133条之一关于“醉酒驾驶”的规定,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因此,“醉驾”行为要被作为犯罪处理,也必须同时符合刑法分则第133条之一关于行为事实和“醉驾”行为入罪立法目的的规定,否则,不能定罪处罚。通常来讲,出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目的而“醉酒”驾驶机动车,不作为犯罪处理是“醉驾未必入刑”的常例,但是也不应该止于此,比如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为病理性醉酒的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出罪,现实中完全有可能,存在行为人只是喝了微量的酒,但是不知自身有病理性醉酒的可能性而醉驾,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该种行为不是刑法打击的目的行为得到说明。总的来讲,刑法规范的目的是打击在罪过支配下触犯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行为,对于“醉驾”入刑的规定也是如此。未来的世界千变万化,醉酒驾驶的情况也不可能止于当代人的认知,但是无论今后出现何种情况,只要通过行为和罪责相结合的思维逻辑,以评判是否符合事实评价与规范评价相统一的标准,则能够准确认定何种行为是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醉驾行为。 四、余论 目前我国的醉驾认定标准,确实因为对酒精的敏感度因人而异,统一“以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作为认定醉酒驾驶的标准,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是一种以牺牲人们权益为代价的懒人执政。同样是血液酒精含量达 80mg/100ml 以上,对有的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可能并无多大影响;但对其他人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行为失调。[ 赵秉志,袁彬:《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8期,第17页。]因此,本文建议我国改变以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这一绝对数值作为是否醉酒驾驶的认定标准,而选用一个合适的幅度,比如有学者提出的以80—110mg/100ml的幅度[ 曲新久:《醉驾不一律入罪无需依赖于“但书”的适用》,载《法学》2011年第7期,第16页。],这样则可以体现刑法区别对待的原则。 另外,我国危险驾驶罪的范围限制得太窄——只有“飙车”和“醉驾”两种行为方式,对于有同等危害可能性的吸毒驾驶、注射麻醉药品驾驶的行为没有规定最内,实为一种只顾以前不顾长远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不利于刑法适应当今社会快速的趋势。因此,本文也建议,在下次修改刑法时,能将上述种类或者类似种类的危险驾驶行为规定在危险驾驶罪的范围之内,以便更好的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人们的出行安全,同时,也能实现刑法的安定性。
来源:双峰法院
责任编辑:李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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